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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月,地震袭击了伊朗北部博恩扎赫(Boein Zahra)地区,造成超过12000人死亡,成千上万的房屋被毁坏。这场灾难是当时仅成立数月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面临的第一次真正考验。即便如此,世界粮食计划署还是迅速为幸存者们送去了1500吨小麦、270吨糖和27吨茶叶。

世界粮食计划署原本是一项应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呼吁作为通过联合国系统提供粮食援助的实验计划,原定于在三年内重新评估。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各种危机中证明了它的价值。包括台风登陆泰国、新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必须遣返并供养其战争难民。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每一场危机中均不负所望。其使命不仅是紧急援助,也包括重建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在1963年为苏丹的努比亚人启动了首个发展计划。

同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多哥的第一个学校营养餐项目获得批准。将粮食援助作为紧急援助和发展援助的核心支柱的原则逐渐深入人心。1965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成为联合国正式的常设机构:只要多边粮食援助被认为是可行和可取的,该机构将一直存在。

随后的几十年中,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多年来的危机蔓延揭示了致命饥饿威胁的无所不在, 但危机之中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人们在灾难中迸发出很多奇思妙想,为粮食援助的物流工作带来了一场革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影响西部萨赫勒(Sahel)地区的长期饥荒中,世界粮食计划署动用一切力量——从汽车到骆驼,从公路到河流——援助饥民。包括来自12个国家空军的30架货机。1984年埃塞俄比亚的饥荒进一步贯彻了群策群力的作风:粮食计划署共援助了200万吨粮食。1989年,苏丹生命线行动(Operation Lifeline Sudan)启动:世界粮食计划联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领导一系列联合国机构和慈善团体向独立后的南苏丹空投150万吨粮食。20架飞机昼夜不停,每天分三个架次进行空投,迄今为止仍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粮食空投援助行动。这次行动拯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许多国家重获自由,但也同时伴随着艰辛与分裂。贫困成为自然灾害、战争和国家分裂的统一标签。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援助行动模式一直在发展计划与紧急干预措施之间来回转换。南斯拉夫刚刚解体,卢旺达又遭遇种族灭绝。同样,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身影。199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科索沃武装冲突中首次设立移动面包房网络。随着二十一世纪的临近,全球逐渐形成共识:饥饿问题不能凭空解决,必须从其源头根除。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签署,世界终于承认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长期援助项目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性保护伞。视角更加开 阔、合作伙伴倍增。非政府组织在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方面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世界粮食计划署把握这一动态,加强联盟、全方位抗击饥饿。

千禧年也带来了千年发展目标,这是世界第一个根除贫困、饥饿和相关疾病的全球蓝图。在需要交出实实在在的成绩单的压力之下,各方力量进一步汇聚。一些国家面临着冲突和不安全的局面,但还是有许多国家的治理标准得到了改善。赤贫的情况有所缓解。这十年并非没有发生过重大的人道主义危机(2004年的 亚洲海啸和2010年的海地地震都需要大规模干预),但世界粮食计划署借机找到了追求创新的空间。在概念和技术不断更新的同时,机构的使命也在演变。粮食援助让位于粮食协助这种更加全面、长效的社区和社会营养需求的解决之道。提供现金和代金券成为了对于实物粮食分配的强有力补充。 世界上第一个常态化人道主义空运服务机构联合国人道主义空勤处(UNHAS)应运而生。新的综合监测系统使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准确性评估粮食安全形势。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世界粮食计划署有能力解决前线通信问题,并向联合国所有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后勤支持。数字平台的开发极大地提高了运营效率,正如在2015年尼泊尔地震中所看到的那样, 数字平台让灾民们在几小时内就接收到了粮食。一年前,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管理的物流集群的帮助下,人道主义团体的行动能力成功经受了西非埃博拉病毒爆发的考验。“粮食援助可行方案”(workable scheme to provide food aid)已经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人道主义组织。

如今,世界粮食计划署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对抗饥饿的人道主义机构。当灾害发生时,世界粮食计划署能够迅速响应,在平时则致力于加强营养和粮食安全。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提供粮食援助方面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无与伦比的运作能力。

挑战依然严峻:8亿人仍食不果腹。如果通过《2030年发展议程》是一个令人乐观的理由,那么在叙利亚和其他地区持续存在的冲突则需要我们进行严肃的反思。在力求帮助战乱受害者的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在与各国政府、民间社团、其他合作伙伴和姊妹机构展开合作,避免人们进一步遭受苦难。明天将会更美好,但今天更应该美好。对全世界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来说,更美好的时光的承诺是一种清醒的紧迫感。